全球最大葡萄酒集團——美國嘉露酒業(E.&J. Gallo Winery)首席商務官Britt West近期坦言,葡萄酒行業正面臨銷售下滑的挑戰。盡管他認為這種下滑具有周期性特征,但也尖銳地指出,行業亟需立即行動以扭轉頹勢,否則,短暫的周期性下滑,可能演變為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。
當前,行業彌漫著一種“天塌了”的悲觀論調,West對此持不同看法。他回顧自身在烈酒行業的經歷,指出美國烈酒消費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觸底,但通過全行業的共同努力——包括與消費者直接溝通、加大廣告投入、拓展新渠道以及大力培訓調酒師,成功實現了逆轉,催生了如今繁盛的雞尾酒文化。這證明,一個飲品品類的復蘇并非沒有先例。West的樂觀正源于此:葡萄酒業完全有能力復制烈酒的成功路徑。
然而,樂觀不等于忽視問題。West一針見血地剖析了行業困境的核心根源:過去30年的“高端化(premiumisation)”戰略雖然成功提升了現有消費者的客單價,卻導致了災難性的戰略短視——整個行業嚴重忽視了新消費者的招募,這直接造成了如今青黃不接的局面。
以美國市場為例,每年有約400萬年輕人達到法定飲酒年齡,這本是巨大的增量來源。但與此同時,作為當前消費主力的“嬰兒潮一代”(60歲以上群體),正以每年200萬人的速度退出葡萄酒消費,且到2030年,這個數字將激增至460萬人。

更嚴峻的是,這群即將“超齡”的消費者掌握著美國70%的可支配收入,是葡萄酒最忠誠、最優質的客戶群體。他們因“法國悖論(French Paradox)”而擁抱地中海飲食和葡萄酒文化,熱衷葡萄酒旅游。他們的加速離場,疊加新血補充不足,導致了“出大于進”的失衡,這才是行業面臨的“主要問題”,而非后疫情時代的消費調整。
West痛陳,高端化戰略讓行業變得“傲慢”。在追求高價、高利潤的過程中,葡萄酒對潛在的新消費者,尤其是年輕一代(Z世代),顯得越來越不友好、不具吸引力,這成了行業的“自傷行為”。他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:在紐約一家餐廳,最便宜的一杯葡萄酒標價18美元,而一杯優質的IPA啤酒僅需8美元。他質問:“在經濟拮據的環境下,這種價差向消費者傳遞了什么信息?你如何期待他們選擇葡萄酒?”當一杯葡萄酒的價格遠超一杯啤酒時,無異于在勸退消費者。
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,行業未能適應年輕一代的消費習慣和經濟現實。Z世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支出:在線娛樂、長期的“星巴克習慣”(日均7美元)、沉重的學生貸款壓力,這些都擠壓了他們的可支配收入,也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(如更多時間待在家里)。此外,疫情導致大量原本具備葡萄酒知識的年輕侍酒師離開酒店業,造成終端銷售環節專業人才斷層。West強調,餐廳員工需要被重新教育,才能有效地向顧客介紹和推薦葡萄酒。

那么,如何破局?West的核心觀點清晰而堅定:整個葡萄酒產業鏈(供應商、進口商、批發商、零售商、侍酒師)必須將“招募新消費者”作為首要使命。這意味著葡萄酒需要放下身段,主動適應新需求:
價格親民化: 零售商必須提供覆蓋廣泛價格區間的產品,在超市貨架上積極推廣平價酒款,而不僅僅是高端產品。West深情地回憶過去消費者以“發掘10美元好酒”為樂的時光,并認為,行業需要重拾這種“驚喜與愉悅”,而非用高價筑起門檻。餐廳在提供高端杯酒的同時,務必有平價選項“歡迎入門者”。
包裝與形式創新: 必須理解Z世代與酒精飲料的關系,并在他們習慣的場景中接觸他們。嘉露已投資200毫升利樂包裝,其優勢在于保鮮度優于鋁罐,且分量適合不想開整瓶的消費者(比如周中想小酌一杯的人)。靈活、便捷的包裝形式是吸引新消費者的關鍵。
營銷與溝通轉型: 行業需要改變“高冷”的形象和基于西歐飲食文化的傳統描述方式,用更貼近目標人群的語言和場景進行溝通。嘉露旗下品牌Barefoot就是一個成功案例:通過贊助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(NFL),將葡萄酒帶入美式足球比賽和觀賽派對(tailgate party)等傳統上屬于啤酒的場景,同時,更新包裝設計,成功在2024年逆勢增長,并吸引了260萬新消費者進入葡萄酒類別。West特別指出,美國龐大的西班牙裔群體在啤酒和烈酒上消費指數很高,但在葡萄酒上卻很低,這是一個被長期忽視的巨大增量市場,需要針對性地調整營銷策略。
West總結道,扭轉局面并非易事,但絕非不可能。關鍵在于全行業能否真正重視并行動起來,放下對短期高利潤的執念,以開放、包容、創新的姿態,主動邀請新消費者進入葡萄酒的世界。葡萄酒作為一種存在數千年的飲品,其價值毋庸置疑。但若行業固步自封,繼續忽視人口結構變化和新世代的需求,它最終可能淪為一個小眾的,甚至走向衰落的品類。這不僅不符合商業邏輯,更是對這份古老文化遺產的辜負。時不我待,葡萄酒行業是時候“開門迎客”了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