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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熙寧十年（1077年）的冬日清晨，京杭大運河的晨霧中，恩州（原貝州）漕運碼頭人頭攢動。稅吏的算盤珠在晨光中噼啪作響，當全年酒稅統計定格在“二十萬貫”時，碼頭頓時爆發出震天歡呼——這個數字相當于東京曲院收入的六成，創下歷史記錄，見證了當時釀酒業的極盛。雖然史書未能留下這位時任知州的姓名，但其治下官民共同造就的釀酒繁榮，已深深烙入運河酒脈的歷史記憶之中。

旱年奇謀：李繹的酒坊賑災策略

時間倒轉四十六年，天圣九年（1031年）的貝州大地正逢大旱，田野龜裂，蝗蟲遮天。新任知州李繹悶坐無計，正外出巡城時，在老城鎮一帶忽見奇異景象：別處禾苗枯焦，此處村莊卻炊煙裊裊，空氣中彌漫著醉人的酒香。

“旱年哪來糧食釀酒？”李繹拽住老匠人質問。對方笑著指向運河支流：“大人請看，沒糧有柴啊！”原來村民砍伐荊條賣給酒坊，換錢購糧度荒。李繹當即下令：官府高價收購柴草，鼓勵民間釀酒，以酒稅充盈府庫。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記載此事時嘆道：“使貧者得以樵采自給，而官有余積——此雙贏之策也。”

程昉治水：四萬頃荒田變酒糧

釀酒離不開豐沛的糧源。時間來到熙寧年間（1068-1077），在王安石變法的大背景下，一位名叫程昉的水利專家登上了歷史舞臺。他奉行《農田水利法》，主導了對河北地區河流的大規模疏浚工程，其中就包括貝州左近的河道。

程昉率領數萬民夫，疏導黃河、漳河之水，灌溉萬頃良田，將曾經的貧瘠之地變成了“畦壟如繡，禾穗垂金”的膏腴沃野。丞相王安石對此給予了極高評價，稱其功績“自秦以來，未有及此者”。水利興而五谷豐，五谷豐則酒業興。運河上南來北往的漕船，不僅輸送著糧食，更成為了酒品與物資交換的流動市場，奠定了貝州作為北方酒業中心的堅實根基。

詩酒風流：李白與貝州佳釀

唐天寶年間，詩人李白途經沙丘城（今武城），飲罷當地烈酒揮毫寫下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：“我來竟何事？高臥沙丘城。城邊有古樹，日夕連秋聲。魯酒不可醉，齊歌空復情。思君若汶水，浩蕩寄南征。”看似譏諷“魯酒不可醉”，實則以反語贊嘆貝州酒的濃烈。

唐代還有《葛巾歌》詠嘆：“一片白葛巾，潛夫自能結。有時醉倒長松側，酒醒不見心還憶。”描繪了貝州一位普通老者暢飲東陽好酒醉倒在長松樹旁的情景。這些詩作成為貝州酒文化的最佳注腳。

御河遠帆：元明的漕運盛景

元代時期，由于京杭大運河取直衛運河（大運河老武城故道），貝州地區的商業繁榮再次興起。著名商人馬可·波羅在《馬可波羅游記》中評價：“這條交通線由許多河流、湖泊以及一條又寬又深的運河組成。其目的在于使船只能夠從一條大河轉入另一條大河，以便從江南直達汗八里（北京），不必取道于海。”

明弘治年間，老武城西南的油坊附近擴建了六處碼頭，用于運輸煤炭、糧食、鹽和雜貨水果等貨物。這些碼頭在明清時期成為大運河漕運的重要節點，民間素有“小上海”的美譽。當時形成的“御河遠帆”勝景，描繪的正是古貝州運河碼頭舟船繁忙的漕運景色。

酒脈永續：從幾大作坊到古貝春

清末，運河岸邊的武城縣南屯村以釀酒業聞名，這里聚集著王、于、亢等好幾家較大的酒作坊。1952年，武城縣政府將當地這幾家酒作坊整合發展，在清光緒至民國年間古井、古窖池的基礎上，于運河岸邊——今老城酒廠（山東省德州市武城縣老城鎮小屯村）處進行公私合營成立“國營武城酒廠”。原于家酒坊“酒把式”馬紹星（1929年—1992年）、柴文德、胡廷俊、何玉昌等十余人，一同納入武城酒廠麾下。后該企業生產的主導產品“古貝春”和“古貝元”系列酒，從此享譽海內外。

古貝春酒廠舊址街景

如今站在老城鎮古貝春酒廠舊址（東經115.898度，北緯37.137度），但見運河故道在夕陽下泛著金輝。300多年前的康熙盛世，漕運達到頂峰，而今天，科學家們從窖泥中測得那個時代的遺留產物。當電子顯微鏡下的微生物影像投射在實驗室屏幕，恍惚可見運河帆影在其間流動——那是康熙年間南糧北運的漕船，載著江南的糯米、山東的高粱，最終沉淀為窖泥中的元素記憶。

1981年，曾任山東省委書記、書協主席舒同為古貝春酒題詞《古貝春贊》。

運河水流走了三百年帆影，唯有窖泥中的微生物，仍在吟唱著古老的歌謠。這曲調里既有李繹旱年賑災的智慧，也有程昉治水拓荒的豪情，既回蕩著李白的詩意，也承載著船工“喝好酒，貝州走”的號子。一條運河，千年酒脈，在古今交匯處繼續書寫著新的傳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