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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生于1951年初，這一年，父親陶君起由大眾創作研究會奉調進入新成立的中國戲曲研究院，月薪110余元，在當時可謂不菲。但因為上有祖父母，下有四個孩子需贍養，故并不寬裕。幸而父親常有稿費，多用來下飯館。

父親出身蒙族貴胄，好美食，嗜煙酒，且對飲饌頗有研究，20世紀30年代已有《饕餮廣志》《續志》《新志》載于北平報刊。我三四歲時已不畏酒，上小學前能啜二兩二鍋頭，彼時的二鍋頭是65度。

一壺濁酒，三兩知己，傾訴衷腸

常來家里與父親共飲的有景孤血、范鈞宏、金寄水等，景先生最年長，生于宣統二年（1910），旗姓瓜爾佳氏。七歲拜名儒馬述古為師，習詩古文辭，復入樊樊山門下學詩。少有文名，弱冠即被聘為《京報》主筆。范先生杭州人，大學時酷愛京劇，為著名劇作家，京劇《九江口》《獵虎記》《楊門女將》《滿江紅》等皆出其筆下。金寄水先生則是睿親王多爾袞的十一世孫，詩才雋逸，道骨仙風，挺洗馬之姿，兼平原之藻。1939年，偽滿宗人府駐京辦誘勸他去“新京”承襲睿親王世爵，寄水先生斷然拒絕：“我金某人縱然餓死長街，也絕不向石敬瑭輩稱臣。”

這幾位來家，往往帶些熟食，母親再添上一兩樣菜，父親打開一瓶二鍋頭，便開始邊聊邊飲，詩詞歌賦，說部戲曲，無所不談。偶爾聊得高興，便把我和哥哥喚到桌前，每人一小盅，看我們飲罄，金伯伯會夾一箸肉菜過來犒獎。父親有一次拍拍我的頭，說：“這小子行，能喝二兩。”可惜我那時只是垂髫之年，他們究竟聊了些什么，已渾然忘卻。只記得范先生有個綽號叫“范小兒”，似乎是父親所取，曾在京城小范圍流行。竊忖應與戲曲中稱謂有關，又或因四人中范先生最年輕。1983年冬，我在南開大學讀研究生第二年，寒假回京拜謁寄水先生。寄水先生十分高興，談及不久前赴五臺山開通俗文學會議，巧遇范先生，大喜過望，悄聲喚“范小兒”。范先生大笑，隨即答曰：“現在可沒人敢叫我范小兒了。”20世紀80年代初，百廢待興，戲曲界人才奇缺，像范先生這樣兼通戲曲文學、場上歌舞、流派行當的文人實屬鳳毛麟角，故講學著述、絳帳云蒸，足跡所至，皆稱老師先生，罕有人知道這個外號了，縱然有人知道，除非像寄水先生這樣的故交，也確實沒人敢叫出口了。

父親生性孤傲，讀書刻苦，年輕時家中尚有書房，五間通貫，他便飽覽群籍，專攻經史，初中時已能用文言寫作。祖父又為他請了兩位老師，一為掛冠歸隱的湖南省長鄧正夫，舉人出身，精通宋學；一為齊燕銘之父齊景班先生，精研漢學。這就為后來家道中落，他以弱冠之年，能在北平賣文贍養全家奠定了學殖腹笥。父親談話時常常臧否時人，“某某學問不行”“某某解經大謬”。獨對景孤血先生欽佩不置，說“你景伯伯學問好、文章好”。景伯伯個子不高，膚色發黑，高度近視，眼鏡片很厚，一圈兒套著一圈兒。有一次三人來家中飲酒，聊得興起，多喝了點，出門時天已大黑。父親出門相送，路燈光線昏暗，電線桿倒映在地上，景先生看作溝，縱身跳過。路經下一個電線桿，再跳。父親、金先生、范先生三人忍笑不言，連跳了十余道“溝”，始為說破。四人相顧大笑，后來“景孤血跳溝”的掌故便流傳開來。

胸中丘壑，杯中乾坤，筆下山河

這四位舊文人，集滿蒙漢三族，而相交莫逆。其中我最熟悉的是寄水先生，從童年拜識直到先生晚年成為忘年交，竟達六十余載。寄水先生生長于北京東城的睿王府內，十二歲時遷出，漸由世襲罔替之和碩親王裔孫降格為普通市民，20世紀30年代賣文為生，與先嚴訂交。20世紀50年代初，就職于北京市文化局。寄水先生長身逸態，衣冠整潔，頭發永遠一絲不亂，舉動間，帶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貴族氣質，而實際上他的生活卻是每況愈下，60年代初，先生病腎，旋又離婚，攜子家騮從原來黑塔寺的樓居遷至崇文門外豆腐巷的八平米斗室。室內一幾、一榻、一櫥，別無長物。寄水先生曾有詩記錄當時的生活狀況，起首為“三兩紅星酒，一包綠葉煙”，結句是“賽過小神仙”。

我在北京四中讀到初二，值“文革”，乃成逍遙派。有一天閑得無聊，便循路到豆腐巷寄水先生家。我方驚異于房間的狹仄，寄水先生已親切地招呼我坐下，還為我沏了茶。剛剛問了父親的近況，門口有個老大娘高喊：“金大爺，讀報！”寄水先生匆忙答應，告訴我：“今天街道學習，要為胡同里的家庭婦女讀報紙。”囑咐我先看看書，等他回來。我先端詳了一會兒墻上寄水先生手書的放翁一聯“正欲清談逢客至，偶思小飲報花開”，然后翻看床上散放的一堆線裝的《淵鑒類函》。約一小時，寄水先生拿著報紙回來了。我問：“您怎么連街道上的事兒也管？”他說：“她們不知從哪打聽出我是個大文化人，認字多，所以讓我們讀報紙。我這兒來人多，跟他們處好了沒壞處。”說話間，同院的鄰居又拿著一疊宣紙請金大爺寫挽聯，來人不大識字，說是他母親去世了。寄水先生不假思索，提筆寫了四副挽聯，看那字，兼有魏碑的樸拙和《圣教序》的勁媚，引得來人連連稱謝。

落日銜山的時候，“北昆”的李體揚、農業出版社的劉毓軒、衛生出版社的劉肇霖，還有一位中學教師人稱“吳大詩人”，陸續來到寄水先生住處，毓軒叔叔還帶來一只熏兔，寄水先生連忙打發剛下班的家騮去紅橋市場買來鱔魚，他就在院中一只蜂窩煤爐上親掌庖廚，做了一道炒鱔絲。他只是稍微沖了沖鱔魚，血絲都未洗凈，切絲爆炒。一邊對我說：“炒鱔絲油要熱，多擱料酒、多放芫荽、胡椒粉。”食之果然嫩爽香脆，回味無窮。我后來在全國各地許多有名的館子點過炒鱔絲，但從沒找到過那種味道。于是命名睿王府鱔絲，每年只做一次，嘗過的皆贊為極品。

幾道菜擺在院中的一張小矮桌上，寄水先生拿出一瓶二鍋頭，眾人便坐在小板凳上邊飲邊聊。先是一番閑話，接著“吳大詩人”取出新做的一首七律，工楷謄在宣紙上，不無得意地展示給眾人。座中有朗吟的，有稱許的，寄水先生卻只是笑笑，未予置評。話題很快由詩入曲，“吳大詩人”問寄水先生昆曲有沒有板，寄水先生指著李體揚說：“這兒有專家，你問他。”李體揚便說：“怎么沒有？”邊說邊打著拍子唱起《牡丹亭·游園》中的【皂羅袍】，“吳大詩人”搖頭晃腦地跟著唱，連聲贊嘆“美！美！”忽然問寄水先生：“您說什么是美？”寄水先生說：“這問題得找大學教授，大學里有專門研究美的。我只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美，賈寶玉就看林黛玉美，賈璉就覺得多姑娘美。”眾人都笑了。

夜幕四合，眾人相繼告辭，寄水先生獨把我留下，對我說：“你吳叔叔的詩都合律，就是沒有詩味。作詩本來不難，就是詞匯搬家，搬得好就像詩，合起來要有種韻致。當著人的面不能說人的詩不好，就像你到人家里，主人給你沏茶，茶葉放多少，只能客隨主便，這是禮貌。回到家里愿意放多少放多少，完全憑自己的喜好。”我覺得有點玄妙，難以捉摸，又覺得有道理。后來讀寄水先生寫的打油詩頗有神會，而且悟出了他曾對我說過的“打油詩其實不好寫，其他可以俗，但頸聯要雅”的道理。

茲錄一首，以為收束：勞動逢重九，臨風暗自嗟。只能挑白薯，不敢醉黃花。擔重吟肩瘦，途遙野徑斜。晚來筋骨痛，這是為甚嘛？

（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）